舞台艺术让文物“活”起来

文化遗产是赋能舞台艺术创新性发展的根基，舞台艺术是赋能文化遗产价值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二者紧密相连，共同构筑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探索文化遗产与艺术融合、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新路径。

我国38项世界文化遗产种类多样、价值内涵丰富，可成为舞台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就参与了云冈石窟的保护修复工作。云冈石窟五华洞的第十二窟俗称“音乐窟”。前室南壁雕有高浮雕伎乐天，体格壮硕，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点，分别演奏吹指、琵琶、齐鼓、腰鼓等乐器。北壁门楣分为3层，雕有伎乐飞天。窟门两侧的舞伎群动作连贯、气韵奔放。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集中体现了北魏宫廷乐队风貌和社会音乐规制，舞蹈形象生动独特，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舞蹈史的珍贵资料，对舞台表现形式也有很大启发。

以《大运河画传》为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文化衍生、保护传承、中西交流对比等多个维度，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其2000年的发展历程。《大运河画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回顾了实现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的郭守敬在治河理念、工程技术、科学研究、为人处世上的杰出成就。展现了郭守敬克服万难，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对河道进行“裁弯取直”，直接通过山东将北京和杭州相连的全过程。通过舞台艺术形式，将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传奇历史人物故事向公众进行更广泛的普及。

此外，如馆藏丝织品文物、书画作品都承载了大量的历史、艺术信息，可以作为优化舞美、道具、服装设计的重要依据。再如，不少珍贵的流失海外文物几经波折，最终重回祖国。在舞台艺术创作中，可考虑以文物作为第一人称演绎流失回归的故事。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挖掘世界文化遗产价值

文物故事与艺术创作

除了深挖文物本体的多重价值，文物人的守护精神、奉献精神同样可以搬上舞台。例如，老一代文物保护先行者代表常书鸿一生坚守大漠研究莫高窟艺术，其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辈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为了文化遗产保护力争苦谏、四处奔波，足迹踏遍祖国各地。上世纪70年代，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老一辈工作者余鸣谦任总负责人，开始了云冈石窟3年保护工程。工作队抛家舍业坚守一线，留下许多感人故事。

文物保护者事迹与艺术创作

根据我国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我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共计1.08亿件/套。很多可移动文物背后蕴含的传奇历史故事可为舞台艺术提供丰富的创作题材。以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为例，“后母戊”鼎是目前已知中国最重的青铜器。抗战时期，曾躲过日本人的多次搜查。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在撤退前，本想将“后母戊”鼎一并运去我国台湾，无奈大鼎体量过大，无法登机，最终只得将其留在南京机场。大鼎经过无数波折，留存至新中国，现展陈于国家博物馆。

古籍文献中蕴含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可为舞台艺术创作提供素材。例如，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记载了大量志怪传奇和各地异域珍异之物。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散文集《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的生活为主线，叙述了居家生活和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此外，《庄子》中记载了大量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鹏程万里、庖丁解牛、井底之蛙、邯郸学步等均出自《庄子》。

再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在1849年于陕西宝鸡岐山县出土，被岐山乡绅宋兆奎收购。后几经辗转，曾先后由袁世凯叔父袁保恒和左宗棠收藏，最终藏于清代工部尚书潘祖荫家中。潘家后人在抗战时期多次躲过日本人的搜查和威胁，悉心护宝，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捐给上海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现陈列于国家博物馆。

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承德避暑山庄内建有多处戏楼，包括云山圣地戏台、福寿园清音阁、如意洲浮片玉戏楼等。其中，清音阁始建于清朝雍正时期，作为当时建筑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清宫戏楼之一，这里是皇帝宴请宾客、举行重大政治及节庆活动的场所。据记载，清音阁一层为木质活动地板，地板下为地下室，有水井五眼。这种带有天井、地井的建筑设施可以创造良好的音效。1793年，乾隆皇帝在清音阁设戏，庆祝83岁寿辰。英国正使马格尔尼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观看《四海升平》的精彩场景及舞台布景的巧妙设计。中国传统建筑造型优美，传统舞台设计兼具功能性与艺术性，文化底蕴丰厚，可为舞台场景搭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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