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乔：周映辰《刘天华》内在同构的艺术呈现

内在同构的艺术呈现

—————评周映辰音乐剧《刘天华》

北乔

意料之中的期待与意料之外的惊诧，在观看周映辰音乐剧《刘天华》时，这样的感受竟然重叠并融合为一体。纷繁而饱满的结构和纯粹且宏阔的二胡音乐，艺术地阐释了术与道共生互浸的本土化音乐剧叙事，成为该剧的鲜明特色。同样互动的是，周映辰以其多年的音乐剧创作实践真情讲述刘天华，而刘天华的艺术理念正是《刘天华》基础性的精神支撑。刘天华在改进国乐、发展国乐中，敞开艺术胸怀，吸纳世界音乐的经验，使二胡这一“国粹”得以原质性的重生。周映辰则是将音乐剧这种舶来品进行本土化建构，在现代性的结构中注入中国元素的灵魂。由此我们看出，刘天华与周映辰之于音乐的创新式发展，都是行“借力之道”。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在《刘天华》中破壁相遇，这既是超时空的，又是共时性的。周映辰以《刘天华》表达了自己艺术上的新成绩，也为中国音乐剧提供了可供参详的样本和路标。

《刘天华》全剧为五幕结构。序幕中，以“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诞辰一百周年音乐会”的华赏之音拉开了故事帷幕，灯光聚焦于当代蜚声国际乐坛的弓弦大师宋飞教授的身上，由她的出现引出对刘天华的追忆。全剧分为五幕，分别为“闲居吟”“歌舞引”“悲歌”“良宵”“光明行”。刻画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激荡时代中，以刘天华、杨仲子、梅兰芳等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艺术大师们，为改进国乐、发展国乐，宣扬民族艺术而鞠躬尽瘁的感人故事。

《刘天华》的叙事，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多时空独立与交融。作为刘天华第三代传人的宋飞，担任当代叙述者；刘天华的哥哥刘半农，则是相同时间维度的另一空间的叙述者。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叙述者都与刘天华有互动性的交流，有时时隔空对话，有时经由观众的转接形成共时性。这样的交流，可看作是刘天华心理活动的外化，又是重要的叙事动力。更为有价值之处在于，刘半农的同时代身份与宋飞的实时角色，以及刘天华生活现场的再现，这样极富想象力的立体叙事，既丰富了戏剧效果，又极具可供细品的隐喻。刘半农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宋飞是追随者和倾诉者，他们时而是刘天华的化身，时而又是观众的代言人。这其实又形成了更为宏大的叙事，舞台之下的观众不仅仅是旁观者，也不自觉地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区别在于，观众这一叙事是隐性的，也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因而，《刘天华》所带来的不仅是情理之中的代入感，还有自然而然的参与感。

舞台设计，是周映辰扩展叙事张力的显要支撑。在道具上，凡是人物所用之物，她讲究细节的真实，还有应有的历史感。而有关场景，则运用现代化的声光电，以中国大写意手法，既交待人物的背景、状态，更在注重现代与古典的交汇之中，从情境与意境之间寻求叙事张力的最佳化。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刘天华》的舞美用前幕、中心现场、后置副场等多梯次空间形成多重叙述时间。前幕带有立体性的音像，技术是先锋的，内核是中国传统审美的释放。将现实梦幻化，戏剧情绪形象化，情境意象化，时而如历史的面纱，时而又或调度节奏或渲染气氛，唯美之中有意蕴，抽象之中有坚实的叙事。

一般而言，音乐剧中的音乐，更倾向于承担无法言明和未尽之事的表达与渲染，是剧的灵魂性存在。显然，周映辰深谙其理，又赋予音乐以更大的作用。作为一代民族艺术大师的刘天华是多种音乐的集大成者，但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近现代的二胡艺术。可以说，二胡是他艺术和精神的象征，他与二胡互为映象。周映辰敏锐地把握住这一点，大胆地将二胡音乐成为叙事的另一路径。正如周映辰所言：“刘天华作为一号人物，将采用人”与二胡音乐交叉相映的方式呈现于舞台，刘天华与二胡音乐是一对互为映象的艺术形象。作为戏剧人物的刘天华有说有唱，这是音乐剧的固有表现形式，而作为刘天华之映象的二胡音乐将是表现戏剧人物思想精神内涵的重要线索，也就是说，二胡音乐是拟人化的，是刘天华的化身。”人物的演唱、对白、旁白、舞蹈是具实性的，而二胡音乐是意象性的。正如二胡凭借两根弦演绎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之道，《刘天华》如此的叙事策略也像二胡的两根弦，虚实相间相映。一虚一实，相互观照，形成了崭新的音乐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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