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从政策变革到民族复兴

场景重现：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与会者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冬天，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297万人。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一大批优秀青年由此成为了民族进步的中流砥柱。

1977年，中国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这为无数青年投来了一束光亮，打开了一扇窗，也为国家带来了变革的迹象和复兴的希望。影片《高考·1977》（2009年）就是以此为背景，聚焦于一群黑龙江知青，展现他们在历史变革中为了改变命运而付出的努力。影片不仅再现了“历史”，更以真实又富激情、温婉又流畅的影像，书写了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影片中，潘志友、陈琼等人在黑龙江一个国营农场的三分厂插队，他们已经适应艰苦的生活，但青春的激情仍在暗潮涌动，渴望改变现状的躁动依然奔腾不息。

这批知青从招生政策中读到了这样的信息：个人自由填报志愿，主要参考文化成绩，不考虑出身，只看政治表现。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他们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

个体的选择是出于一种生命感觉的偏好，是为尊严而战，为个体的幸福而战。正如影片中的知青，他们在恢复高考后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按规划运行在预定的轨道上。

影片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敏锐地指出，恢复高考，不仅是中国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影片《高考·1977》选择了一个历史变革的临界点，以此来唤醒那些沉睡的心灵，激发那些潜藏许久的激情与梦想，并观照在这种嬗变中人心的各异表现。在这种氛围中，连几乎习惯了别人操纵她的人生的陈琼，也拒绝在逆来顺受中等待着不可知的未来，开始积极复习备考。

这时，影片中的几个意象就显得意味深长：那经常出现的火车，喘着粗气驰骋过来，带着大地的颤动，正如时代的脉搏，正如历史前进的脚步；知青烧荒时的熊熊大火，代表着青年心中那奔涌不止的生命激情，代表着扫荡一切束缚的力量与决心，尤其这时阿三从收音机里为大家带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巧妙地隐喻了时代变革即将到来；还有强子他们魂牵梦萦的“书籍”，不仅浓缩了“知识”，更承载着“自由”，还是他们渴望心灵充实和精神丰盈的一种具象化表达。

老迟是三分厂说一不二的领导。他可以不经任何组织程序就罢免潘志友的连长职务，未与任何人商量就任命陈琼为开路先锋队的队长。当时知青的上调、上大学等事务全部控制在老迟手里。他是影片塑造得最为出色的人物。影片中那个安放喇叭的塔楼，是一个类似于监视塔的权威形象，更像是老迟的人格化呈现。

强子等人面对老迟阻碍报考所进行的“绝食”，对老迟有一定的威慑力，尤其陈甫德要老迟从领导的身份换位为一个父亲，来设想这些知青的处境，这对老迟多少有所触动。面对知青的强烈渴望与奋斗，面对着不可逆的时代潮流，老迟回归为一个父亲和具有人情味的长者。“恢复高考”的讯息像一声春雷，融化了一颗颗心灵，为社会带来了人心的温暖与人性的光辉。

影片中的潘志友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的心理嬗变轨迹镌刻着作为个体的成长。潘志友看上去沉默、随和，但骨子里却执拗、坚持。潘志友对老迟践行了“留下来”的承诺，必然要背叛对陈琼“我永远不会和你分开”的誓言。这是影片在潘志友身上设置的伦理两难：他是选择爱情，还是责任和荣誉。我们必须承认，影片在塑造潘志友时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老迟的转变多少温暖和鼓励了潘志友。在老迟身上，潘志友可能终于意识到，祖国的大地足够辽阔，既有城市，也有边疆，既能通过高考走进大学，也能通过扎根边疆描绘出壮丽的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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