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不是流派的“海派”艺术，如何改变中国

摘要：叙述海派艺术的“中国故事”。

近现代中国美术的演变，留下了诸多重要的史实。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明清以来的江南中心格局，逐渐汇聚于新兴而起的国际商业都会上海。表面上，这是文化历史的空间位移，而在深层意义上看，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绘画在文化格局上发生重大转型。

日前，“水墨缘——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在中华艺术宫亮相。作为重要的学术项目，该展览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为大众呈现独特而恢宏的学术视野，叙述海派艺术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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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开新，有力推进中国绘画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型

在历来的相关学术研究中，“海派”非流派，渐已达成共识。虽然各家结语有别，但基本可以归纳为：“海派”是一批具有共同文化情境的艺术家的指代，一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趣味和开放求新精神的概括，一种近代市民文化时尚的隐喻。从“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的相关启示而言，并不囿于传统绘画的画种或流派范围去认识海派艺术，而是进一步在前、后海派传承的传统绘画发展领域以外，获得新的认知与体验。

“海派”原义意指清末民初流寓于上海、兼具同乡关系的画家群体组合，发生了历史的沿革。就绘画领域而言，“海派”称谓基本确立，并沿用至今。具体说来，即以国画名家为中心，围绕传统文人画趋时务新的革新之风，相应产生了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势。沿革至今，成为身居海上开放之地，力改前时国画糜弱之气的写照。“海派”之义，也从文人画笔墨形式本体，引伸和扩展为一种宽容而开放的文化精神。

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四位大家，即是清末民初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传统中国绘画的学习和延承基础上，师法古人，博采众长，呈现出借古开新的艺术面貌。任伯年擅长描绘现实题材，其绘画融合市民审美趣味；吴昌硕以金石入画，且大胆运用浓丽色彩；黄宾虹早年绘画以疏淡清逸为特色，晚年画风则为“黑、密、厚、重”；吴湖帆画合古今中西之法，立体感强，设色明快，墨笔烘染,有烟云苍茫、泉石浩荡之致。四位艺术大家的绘画风格虽有所差异，但共通之处在于保存传统艺术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而力避陈陈相因，成功地适应了新时代地生活方式与艺术文化思潮，有力推进了中国绘画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型，不失为海派艺术的集大成者。

海派美术之变迁，与近现代、现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命运相连。上海在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演变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移民社会及其文化环境，形成一种重要标志。这些文化融合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汇聚于海派艺术之中，都在中西兼容、雅俗共赏的气氛中出现诸多历史迹象，体现了海派画家已经具有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开放思想。中西绘画在传统而来的“持久的对话”中，出现了新的交流迹象。使得矛盾对立的绘画语系发生着契合，这取决于海派之风中非排它性的文化宽容态势，和近代商埠繁荣之下的人文心理相适应。在“雅俗共赏”的标尺下，渐而调整了原有封闭的审美心态。因而，这种中西兼容、雅俗共赏的画坛现象，导致对于海派绘画的重新认知和文化思考。这也是“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给大众的一种启示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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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兼道，实则是对于艺术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与融合

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出现了种种关于中西融合的观念和实践，在中国画的中西融合方面，取西画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具有描写现实生活的能力。在西画的中西融合方面，一者注重西方表现性语言与传统写意的结合；另者侧重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中西融合的主线，从中体现出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是中国美术在现代西学东渐社会情境之下自觉对应的结果，也是20世纪西画东渐在文化移植之中所作出的现实选择。

海派艺术名家的“中西融合”之道独具特色，其中可推林风眠和刘海粟为代表。林风眠先生认为东西方艺术“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在绘画上，他潜心研究中国画的新风格，一方面立足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运用西方绘画之技巧，在领悟东西方艺术的精髓之余，实现了中西融合。刘海粟先生受康有为影响，认为“合中西而创艺术之新纪元”。其中西兼道不仅体现在绘画创作上，还体现在艺术教育思想之上。绘画上，刘海粟取东西方艺术之表现主义的倾向，用笔强劲有力，色彩豪放，浓烈。除此之外，刘海粟在本身就源自于西方的艺术教育上，也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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