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与昆曲的和谐哲学

笙，是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簧管乐器。这种乐器非常古老，民间流传着女娲创造了笙的说法。在中国，笙是人们熟悉的乐器，常常被用于各种场合的乐队伴奏。因为历史悠久，所以许多文学作品都提到过笙，连《尚书》《诗经》都曾出现过笙的身影。“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笙镛以间”这些语句都再现了古时人们演奏笙时的情形与环境，从这可以看出笙大多出现在如宴会、集会等热闹、纷繁的场合，在场的人们往往心情比较愉悦、情绪比较高昂。笙流行于民间几千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总能在各种民族艺术的音乐伴奏中听到笙的独特音色，如现代的民族交响乐、传统的越剧、京剧和昆曲。在所有的民族艺术之中，昆曲与笙的结合是层次较高且极具深度的。笙与昆曲，只要其中一样还存在，另一样就永远不会被忘记。

《尔雅·释乐》中有“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之说，笙在产生的时候，被称作“和”，这里的“和”就是和谐的意思。《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中含义就是音律和五声要和谐，八种乐器的音调也要协调，相互之间要有次序，无论是神还是人听了都能感到和谐，这句话中的八音就是最早从西周时期开始分类古代八音乐器，笙就属于其中的匏类。可以看出在笙的历史中，“和”贯穿其中。

一只笙由笙斗、笙管、笙簧三部分构成，这种乐器依靠“笙簧共振”的原理产生声音。最早的笙管由芦竹或紫竹制成，而后产生了铜制笙管，不同材质的笙管产生的音色略有区别，竹簧的声音轻柔而纤细，铜簧的声音则明亮又清脆，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材质，笙的音色都是和美而圆润，没有棱角的。除了材质，在漫长的时间里，笙在形状上也出现过各种不同的造型，这些或方或圆或小或大不同形状的笙一直保持着高粘合度的音色。由于材质密度，造型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笙的声音听上去深远柔和，能够让人的情绪舒缓，感到平静和谐。

中国有许多非常特色的民族乐器，却只有笙这种乐器能以和谐之音将不同的乐器声音调和在一起。而笙之所以能被用于为昆曲伴奏，同样是由于这种乐器特有的和谐属性。但是两者能够如此完美融合，少不了两者在文化精神和艺术美学上的共鸣，而这种共鸣便是两种艺术背后共同的精神——和谐。

笙是和谐的，昆曲同样是和谐的。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的明珠，其代表的艺术水平可谓登峰造极。昆曲的历史要远远短于笙，仅有六百余年，但是在这短短的六百余年之中，昆曲却从一开始的民间清曲、小唱逐步吸收了海盐腔、弋阳腔、北曲等各个地方的声腔，形成了融合各家所长的昆腔。昆腔融合了各地的唱腔使这种声腔得以广泛传播，之后昆曲得以快速发展，这种博采众长的做法使昆曲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成熟起来，也是昆曲中和谐的艺术哲思的一种基本体现。如果说笙的和谐体现在其声音的柔和与在乐队中的调和作用，那么昆曲的和谐之处就是这种艺术的综合性和中和的特征。昆曲能成功地将文学、脸谱、歌唱、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融入一种综合艺术之中，既使各种艺术元素的魅力能够充分彰显，又毫不杂乱无章、互抢风头，就在于其背后和谐的艺术哲学。

从行当看，昆曲中有生、旦、净、末、丑这几种基本行当，每种行当还根据角色的分工不同，细致划分出更多小行，如生这一行当之下就有官生、巾生、鞋皮生、雉尾生等。行当俱全，各显神通，舞台上你来我往，故事中相辅相成。生旦一般负责抒情，演绎出戏剧中较为严肃的主题，而净、丑则主要负责插科打诨，以诙谐逗趣的表演调节舞台气氛。如此一来，一出完整的表演往往趣味与深情兼具，深沉中穿插轻松，各种风格迥异的人物，不一样的演绎才得以活灵活现。昆曲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部经典的昆曲作品中，往往由一生一旦构成主角，无论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张生，还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柳梦梅，一生一旦之间也是遵循和谐规律的，生、旦之间的情感往往能够引出昆曲中最深刻的主题。如同孔子把《关雎》放于《诗经》首篇，两性之间的爱情是任何社会得以和谐发展的基础。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阴柔，卫道士的压迫与后生的抵抗、反叛，故事总是在一连串矛盾之中寻找一条较为和平的路，尽量给各方一个满意的结果，于是大团圆的结局层出不穷。

朱恒夫在《昆曲美学纲要》中讲到：“以昆曲文学为经，以舞台表演为纬”，舞台上演的昆曲让观众体验视听享受，手中捧读的昆曲让读者体味精神享受。在这张昆曲的经纬图中的每一种艺术元素除了本身的和谐特征以外，还按照和谐的规律安排，编织在各自的位置，形成了一幅和谐完整的昆曲之图。古奥典雅的文辞、华丽婉转的唱腔、细腻优美的身段、悲欢离合的故事，每一种元素都是昆曲作为一门和谐的高雅艺术无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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